人的聪明往往也在于认识人与认识自己，苏轼和杨修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方式。先说苏东坡之识人，在宋人笔记《高斋漫录》中可见一端。

　　有一次，苏轼与章惇出游，“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而过，用索系数，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这个发人深思的故事，在于苏轼能看出章惇内心那股破落户所特有的不要命的狠劲。果然，时过境迁，章惇从当年的一个小吏，摇身一变竟成了握有人生死于掌上的权相时，他由自尊恶化为自大和专横，于是滥杀无辜也就顺理成章了，苏轼的预言也被不幸而言中了。

　　但苏东坡毕竟是苏东坡，此后的人生尽管遭遇了一贬再贬，却依然乐观豁达，谁能识得？不能识得，那只有赏识了。正是其道德文章，世人难以比拟，所以，在赏识之余，能不招致嫉妒？幸而还有太后赏识于他，苏轼才免遭身家性命之祸。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此言用在苏轼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至于杨修，他虽有识人之能，但因口无遮掩，更易被人所识破。一次，曹操梦中杀人，就是他识破了曹操：“丞相非在梦中，而是汝等在梦中也。”曹操是在装糊涂，说自己梦中杀人。人家都能糊涂，杨修你为什么不糊涂？更为可笑的是，杨修越是聪明清醒越为曹操所识破。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则趣闻：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卿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这个文字游戏故事，初看似乎是褒奖杨修的才思敏捷，而实际上，以曹操之才学，行三十里才明白一个文字游戏的结果是虚，用三十里来参透杨修这个人却是实。这样曹操对他心中就有数了：杨修啊，杨修，你心浮气躁，还耍弄些什么小聪明？我们这样分析，应该还是符合曹操生性疑忌这个特点的。

　　其实，“聪明”一词，就是取“耳聪目明”之意，它告诉我们要多听多看，就是没有叫你多说。多说了，就是糊涂。试看，苏轼对于章惇，果然是观其行而识其人，其实自己知道了心中有数了就行，何必多说呢？当年因为他们是挚友，说话无所顾忌，但苏轼去识破他时，或许这个包藏杀机的小人就是在故意装着糊涂呢，而心中则早已在暗暗发誓：他年得志，势必除你！那究竟谁聪明？谁糊涂？糊涂也难。再看曹操多聪明，他就是先装糊涂，这可不是谁人都可以装得了的，他就看你杨修怎么聪明逞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