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电报”，大概很多像我一样的90后都从未见过，浅淡的印象也只是传说当年沈从文写情书给张兆和，让姐姐张允和帮忙向张家二老求亲，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允和得到父母应允，用电报一语双关地只回了个“允”字。自那时起，我便以为电报如飞鸽传信，红豆传情，是文人间的浪漫玩意儿。殊不知，在数十年前，尤其在改革开放初期，电报在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据当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的章老师回忆，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初中语文课本中还有写电报的学习内容，电报是何时淡出我们的生活的呢？日前，记者采访了当年的电报投递员范启东、诸宣诚和报务员应大况，听他们讲讲关于电报的故事。

　　电报投递员老范：金华市区活地图

　　老范全名叫范启东，今年50岁。1980年，17岁的他进入邮电局，当起了一名电报投递员，1983年被评为省优秀投递员，据说当时金华获奖的只有3个人，邮政投递员一名，乡邮员一名，还有一个就是他。老范兴致勃勃地介绍说，那年是他工作30多年来最辉煌的一年，这一年他拿到了除三八红旗手以外的所有奖状，而三八红旗手是只授予女员工的，“其实那次评优活动，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业绩，主要是在所有的投递员中，我是其中唯一一个没有差错的，也就是工作比较认真仔细而已。”老范介绍说。

　　因为老范当时骑的是自行车，所以被安排上固定的白班，负责江北西市街以西片区的电报投递，为保证电报的时效性，他每隔两小时就要出去一次，每天要出去四次，每天的总行程大概在五、六十公里，久而久之，把自行车车技练得很出色。

　　当时老范刚开始工作，对各个地段都不是很熟悉，老范回忆说，他负责的区块有个铁路新村，大多数居民都是外地人，因此电报的投递量比较大。这个村子地势很复杂，房子结构也很特别，编号更有意思，相邻的编号也许相隔很远，而完全没有联系的两个编号的楼房，也许就挨在一起，就连铁路新村的居民也很难完全了解整个新村的情况。这对电报投递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一个出发前不知道具体位置的电报，通常要耽误很长时间才能送到。

　　老范骑着自行车，在很小的弄堂穿梭进出，有时还把自行车往肩上一扛，跨越铁路线。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老范终于对自己服务区域的道路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后来，为了让用户尽早拿到电报，老范每次一拿到来电，就根据投递的地址，在短短几分钟内，编排出一条基本不用走回头路的投送线路，大大提高了投递速度。老范不无得意地说，不是他夸口，金华除了对应片区内的报纸、信件投递员，在整个城区应该很少有人比他更熟悉整个市区道路，铁路新村也很难找出一个比他还熟悉整个区域的人了。

　　电报之于普通信件的最大优势就是有较好的时效性，普通电报的全程时限是6小时，也就是说，从电信营业厅营业员收到发报人写的电报开始计时，到收报人收到电报，整个过程不得超过6小时，其中流程包括去电翻译、电报员将报文上传至报房，报房根据不同的局向路由发至收报局，收报局又将来电翻译成电文，然后交由电报投递人员送至收报人的手中。在这6个小时中，其中3个小时是给投递员的，所有环节都有明确要求，只要超过6个小时，就一定是有环节出现了逾限，就要追究该环节相应人员的责任，进行处理。加急电报的时限是4个小时，赶上电报到时，投递员刚好出门，就很容易超时，所以每次出发前，老范都会到来电报的位置，看一下有没有这次路上能顺便带上的电报，尽早投递，以免耽误用户的事情。

　　当时通信条件差，打个长途电话有时也要折腾好几天，而且途中可能出现很多故障，而电报时效性好，到达率高，便成为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传递紧急信息的首选渠道。拍电报的目的大概有这么几种：政府部门一般会有一些会议通知或者工作请示、指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则将电报作为合同凭证，如“款已汇”，“货款已收到”等等；而个人发电报最多的是通知亲朋好友来接车，如“20日80次到”，也有很多是十万火急的大事。“做电报投递，经常能看到人间百态，刚把一份电报送到用户手上，一出来，就听到里面嚎啕大哭，多半就是亲友病危或者病逝，下一封电报送到，可能又会看到有人欢天喜地，可能是亲友喜结连理，大喜大悲见了不少。”老范回忆说。

　　后来，老范考了摩托车驾照，单位便将他的投递区域扩大到了整个城区，老范开着梦寐以求的摩托车穿梭在市区的大街小巷，“那时不要说摩托车，连私人的自行车也不多，当年开着摩托车上街，比现在开悍马还拉风，这种感觉真的是很棒的。”说到这些，老范很是兴奋。

　　1986年，老范结束电报投递，开始从事单位电话总机维护的工作。后来随着通信的发展，电话越来越普及了，传真机也很普遍了，所以电报也慢慢的少了，再到后来，单位、私人的电报基本没有了，只剩下天气和水文方面的电报，最后只留下三人组留守。到了去年，三人组也被撤销了，至此，在金华，电报业务完完全全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记忆里全是欢笑的老报务员应大况

　　现在金华市电信公司工作的应大况是当年邮电营业厅里的一位报务员，他介绍说，他的工作就是把电文译为电码，根据电码转译出电文，四个数字对应一个汉字，数字基本没什么规律。1980年，他刚开始接触时，就整天翻着一个本子查电码，和查字典差不多，先根据汉字偏旁笔画找到部首，再找到对应汉字，旁边就是对应电码，“开始先记常用字，有一千多个，这些字都熟练到一看到电文就能报出电码，慢慢记下四、五千字。”应大况回忆说。

　　当时电报业务十分繁忙，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大规模兴起，商务往来大都依靠电报作为凭证，拍电报的队伍都排到十几米长，应大况每天就要延迟半小时下班。“当时因为电报是按字数算钱的，三分钱一个字，我们的月工资也就三十块钱，所以发电报字数尽量精简，但是也有因为字数精简而闹笑话的，比如偶尔有看到用户发‘20到’，说是明天坐第20次列车到杭州，让对方来接车，我们提醒他，对方可能看不明白，那用户很自信地回答‘那边知道的’，结果对方后来回了个电报，说看不懂，后来还耽搁了事情。”应大况说。

　　还有一次，金华茶厂来营业厅找到应大况，问电报是不是发错了。金华茶厂从外地购买一批茶，对方发来电报“茶未到”，金华茶厂以为供货出了问题，就没去提货了，可过了两天，火车站提货处托人传话说金华茶厂的货到了，存了好几天没来提货，要收保管费了。应大况拿着电报从发报环节开始查，一查就乐了，“原来是发电报的字写得不好，‘茶末到’写成了‘茶未到’。”

　　据说，当时也有小朋友来营业厅发电报的，比如爸爸出门打工，妈妈生病了，孩子不知道电报的计费方式，写了满满一大篇“作文”，应大况就跟他细心解释，还帮他找来与之相熟的人，帮忙写电报。

　　邮政投递员诸宣诚——急用户所急

　　诸宣诚是原金华县的老邮政投递员、劳动模范，日行百里穿梭于雅畈镇的各个山村，用一句不夸张的话说，他用自己的青春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为雅畈镇的村民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有一年的国庆节，诸宣诚休息。但从支局话务员处得知，刚从上海发来一个加急电报，是从台湾来的，收报人是雅畈镇石楠塘村的何根有，叫他于10月2日到金华火车站接275次列车。当时已是下午4点多，诸宣诚一看事情紧急，二话没说，骑上自行车赶到了石楠塘村，将电报及时送到该农户手中。下午6点，他又赶到杨树塘村，把另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了四川来当地打工的张有兴手中。这天傍晚，诸宣诚来回整整跑了20多公里，直到晚上7点钟才回家。

　　还有一次，从福建漳州发来一封加急电报，因发报人误将地址写错，另一投递员在自己的投递线上无法找到收报人。下班后已是下午5点多了，诸宣诚得知这一情况后，不顾一天的疲劳，冒着大雨，根据线索一个村一个村地寻找，最后终于在离雅畈5公里的彭上村找到了收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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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电报？

　　电报，就是用电信号传递的文字信息。是通信业务的一种，在19世纪初发明，是最早使用电进行通信的方法。电报大为加快了消息的流通，是工业社会的其中一项重要发明。早期的电报只能在陆地上通讯，后来使用了海底电缆，开展了越洋服务。到了20世纪初，开始使用无线电拍发电报，电报业务基本上已能抵达地球上大部份地区。电报主要是用作传递文字讯息，使用电报技术用作传送图片称为传真。1844年5月24日，莫尔斯发出世界上首份电报。

　　中国电报史话

　　1873年，法国驻华人员威基杰参照《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挑选了常用汉字6800多个，编成了第一部汉字电码本《电报新书》，掀开了我国电报业的历史。

　　1877年10月11日，中国人自己修建、自己掌管的第一条电报线，旗后(即今台湾省高雄)至府城(即今台湾省台南)开通。

　　1881年12月24日，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条长途公众电报线路——津沪电报线路竣工。

　　1893年，清政府在青岛杨家村设电报房，属胶州电报局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