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
作者:弗兰克·富里迪
译者:戴从容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05年9月
页数: 154
定价: 13.00
知识分子是个危险的种群。在罗素、雷蒙德·威廉斯及汉娜·阿伦特等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关注公共话题的知名学者看来,如今我们只有肤浅的专家、浅薄的演说家和骗人的医生。在知识经济的今天,我们把最广泛地参与高等教育与最无聊的文化结合在了一起。在本书中,作者对以“反精英主义”为旗帜,片面强调广泛参与而导致知识分子贬值、文化领域弱智化、文化媚俗化的庸人主义思潮与实践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批判,阐述了知识分子对文化与民主所做出的最本质的贡献,试图告诉我们,为什么在今天,我们有必要重建一个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能够对话的公共领域。
庸人自媚
我之所以将庸人自扰,改作庸人自媚。
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庸人们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困扰,谁敢跟他们谈精神,他们就敢跟你谈神经。反而是知识分子要向庸人学习,富里迪提到,“庸人,一个只对物质和日常事物感兴趣的人”,知识分子恰恰在这一点望尘莫及,他们实在太像卢森堡说的,“不过我深深地知道,假如我们希望传授真理,我们就有责任清楚地、直言不讳地、不故作神秘地、毫无保留地传授它,心中充满对它的力量的充分信任”,谁知道知识分子手上早就没什么真理,要是真理是个金苹果,那么,相对主义一出现,立马成了人手一只金苹果,谁还能够去信任它,传授它?知识分子一方面对庸人屈尊迁就,一方面却是对他们鄙夷不已。兴许波兹曼所谓的“童年在消逝”应该反过来,童年在扩散才对。因为社会整个都在幼稚化,很快,地球村说不定就成了幼儿园。
“自媚”一词,按崔卫平的说法,是“Kitsch”一词更为准确的传达,这就是我们从昆德拉小说里看到的“媚俗”,讨好别人,其实更是讨好自己、迎合自己。崔卫平将其概括为:“一是自我感动及感伤,再则难以拒绝的自我感动和感伤,又及与别人一道分享的自我感动与感伤,又及因为意识到与别人一道,感伤变得越发加倍,又及滔滔不绝的汹涌感伤最终上升到了崇高的地步,体验感伤也就是体验崇高,又及这种崇高是虚假的,附加含义大过实际含义,又及当赋予感伤崇高的意义之后,容不得别人不被感动与感伤,谁要是不加入这个感伤的洪流,就是居心叵测,最后,这是主要的,Kitsch是一种自我愚弄。”
富里迪这本《知识分子都到哪儿去了》所要讲的就是“自媚”,不仅庸人自媚,知识分子也是自媚不已。知识作为精神财富,并不能唾手可得,即便人们付出努力,也不见得能够窥其堂奥,这是知识之所以重要、知识分子之所以可信的关键所在。哪知今日知识成了鼻饲物,随时可以灌输给庸人们,你看,一手“联系现实”,一手“向公众开放”,在这两手都要抓的基础之上,文化还有什么余地不向所有人敞开大门?只是让庸人们参与到这种所谓的文化情境中,并不真正使他们成为文化的分享者,最终导致的不过是一起平庸,谁都别想崇高,各自都有一套标准,不就是没有标准?而“真正地扩大公众参与的前提条件是向民众提供社会所能给出的最高标准”,那只是一个理想,“使他们看到了在严肃的日常现实之上存在着创造的可能性”,一个人不能没有理想,难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可以没有理想?哦,立马有人会告诉你,“现实一点”,好吧,让他们走他们的路,我可以和卡尔维诺笔下的子爵一样到树上生活去。
鲍曼说,“成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意味着的,是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和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问题”,继而可以扩充为萨义德所指出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普适视角,“普适意味着冒险,以便超越我们的背景、语言、民族性提供给我们的容易把握的肯定之事,正是它们经常保护我们不受他人的现实世界的威胁。”然后,我们就要麻烦了,如果按着鲍曼和萨义德的路子走,我们一定会跟加缪笔下的默尔索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人们就视我们为局外人,这是很危险的事,“你怎么可以……”,紧接着“你必须这样……”,到了这个地步,没别的办法,我们要么自媚,讨好他们,也讨好自己,练习一下,尽管我知道对庸人的包容,等同于包庇。但是,我们还是要逢迎,这是一个提倡包容的时代(包管让你整容满意?),只有当你看不出自己和别人的差异所在,别人也和你一样看不出,你才是安全的。没有异议,也就没有异类,也就是没有异味,我们生活在一个空气清新的城市,好像用的只是一个鼻子。
但我们需要的恰恰是“具有智力和责任心的公民”(而不是乌合之众、群氓),“他们自主地行动,并行使他们的权利。他们能够批评和接受批评。他们成熟,具有责任感,乐于对不仅影响着他们,而且也影响着他们社区的其他部分的事情感兴趣”。但现实情况与意愿相反,“由于弱智化可以用于任何事情,因此它指的不是人们的智力,相反,它是对文化的叙述——更具体地说,是对那些影响和调控着文化思想潮流的精英们的描述。我们很难做什么去迫使精英们放弃他们的工具主义和庸人主义世界观。但是我们可以为公众的心灵和头脑发动一场思想之战。如何展开这场战争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关键问题”,富里迪这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谭嗣同在《仁学》第五十篇末尾如是写到,“噫嘻,天下之势,其犹川之决乎!一逝而万古不合,此《易》之所以始《乾》而终《未济》也”,这话到了今天还是意气慷慨,即使在这个“终《未济》”上,人也能够立志。所以庸人自媚,我自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