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陈星光的诗？印象中，好像是在2003年的下半年吧！最初为他那些意象别致的诗句所吸引，如“雨在窗外，亿万条鱼反复跳跃”，如“月光走动，像大海慢慢翻身”，如“春日读诗，越来越低/低得安静，爬出一只甲虫”，然后是在一个什么场合，估计也是跟诗歌相关的活动，彼此认识了，喝酒吹牛，互生好感。那时沈方正好弄了个叫早班火车的论坛，于是把他也叫了过来，时常在一起谈谈诗，灌灌水，电话聊天自然也是常用形式之一。尽管他有浓重永康口音的普通话对任何人的耳朵而言，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但那种爽直与侠气，那种最初尚带几分腼腆，交往稍深后很快就赤诚相见的真情，却是很容易感觉得到的。而这种性情一旦倾泻到纸上，或许就成了评论家们所谓诗风。我的意思是说，陈星光的诗，从一开始走的应该就是古人强调的诗如其人的路子，手中的笔犹如一把杜甫、陆游、黄遵宪他们用过的老镢头，习惯在自己内心的一亩三分地上孜孜不倦地开垦，但背景依然是赖以生存的沉重的现实世界。

　　此后几年，他对自己似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说，由繁至简，比如说，沉潜与大气。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但他确实是这么说了，也就这么做了的。包括个人的精神生活，也主要由沐浴方岩月色和对罗伯特·布莱的反复阅读所构成。试图在心灵与自然之间达成某种默契，用最简单的话，说出内心最真实的思想，成为他作品新的方向，这使他笔下那种简洁得近乎白描，仿佛脱口而出的句子，时常充满着一种尖锐的疼痛和力量。看来，他是懂得前人说的弄巧不如守拙这个道理的。但弄巧也罢，守拙也罢，关健全在对其中的度，要有一个恰如其分的把握。而恰恰是在这个度上，他似有独到的心得，并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语调。笔下文字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普通，淡淡的感伤，随意而自在的吟唱，往往又夹杂着几分尖锐，几分痛楚，触及人性的深处。具象与抽象，现实与超现实，在他诗中有一种较好的结合。

　　我们眼下看到的长诗《浮生》可谓他的最新实验，此诗由一百七十八个生活片段所组成，无数小小的侧面，犹如灵魂居所打开的一扇扇窗口。作为单首的诗，它们或许略显单薄，零碎，结构上也有一定的随意性，但被拧在一起以后，如同由无数个体水滴所汇聚成的漩涡，又如撕碎的肖像画被重新拼凑起来，一股强大的情感力量扑面而来，让你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到里面去。一般说来，好的诗歌大多只需开头的一两行，气息、氛围什么的就出来了，然后随着叙述的推进不断增强，形成一个可明显感受到的“磁场”，而这个“场”，是区分一首诗是否成功的关键。说白了，在写作活动中，任何复杂的技巧，想象力和精妙的语句，其目的都不过是为了增大这个场的磁力而已，而这首长诗似乎也有这样的魅力。同时它也让我们懂得，诗人有责任有义务对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这种“现时性”写作绝非对生活和事件的简单概括，而应当是灵魂在此种生活和事件中的际遇和内省。在这一点上，陈星光做得相当不错，因为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不顾忌自己的诗人形象，也不顾忌别人看了会怎么想，把内心所思所想的一切都勇敢地说出来，几近古人所主张并实践的以我手写我心的境界。真诚和性情，构成这首长诗的主要魅力，而这正是时下诗坛所特别缺乏的。它之所以为人期待，甚至当它最初的部分在博客里贴出来时，就引起了不少同行，包括刊物的关注和赞誉，其价值和意义或许也就在这里。

　　这是现实对文字的压迫和折射，还是文字对现实记录和超越？我说不清楚。在诗中，我们看到字里行间的陈星光，与我们在平时在生活中认识的陈星光基本是相像的，只不过形象更为鲜明，情感力量更为强大而已。尤其密布全篇、无处不在的那种诉求和疼痛，既是他对人生真相的认识与无奈，也像是为自己长期幽闭的内心找到了一个酣畅的出口。既展示了他发掘诗意生活的能力，同时也体现了思考的力量。你可以想象在医院做超声波检查发现问题，或一个人酒醉后一边流泪一边向人倾诉的那种场面。也就是说，一切都是那样的真实，同时又是那样的无奈。因此，与其说诗中展现的是一个政府部门公务员曲折的现实情愫，不如更像是历尽沧桑的老人在回忆往事。形式方面，则采用一种类似《诗经》里赋那样简洁、酣畅的方式，对压迫身体的现实予以淋漓尽致的书写，显示了技巧的娴熟以及对文本的综合处置能力，证明他这些年书可没少读，功夫也没少下。至少我在阅读过程中，像庞德的《比萨诗章》，米沃什的《吹弹集》和《梦痕集》，沃尔科特的《安娜》，这些名著时不时地会从脑子里跳出来，但到了他的笔下，却是地地道道的永康乡音。不像有些人那样，学习借鉴了以后，嗓子眼里总有一个外国人堵在那里，时不时地会影响到自己的发音。

　　或许，一位优秀诗人的成长，需要诸方面条件的推动，但让自己时刻保持在路上的状态，少说废话，多干实事，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关健，这方面，陈星光一直是这样做的，而且做得很好。当有人忙着开朗诵会、研讨会，忙着接受媒体采访和出国讲学的时候，他一直在埋头写作。或许在他看来，这些玩意真的不算什么，不会给你的诗歌带来任何好处。因此，在目前的现实环境下，像他那样的生活和写作状态，与其说是一种清贫，不如说是一种奢侈。前些年，他在工作和事业方面好像遇到了什么不如意，虽不清楚事情性质如何？到底有多严重？但心情为此有些沮丧，有些消极肯定是难免的。长诗《浮生》的出现，或许正基于这样的背景。这真是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了，不回避现实，正视自己生活中的卑微与无奈，同时又努力发掘它们背后的意义，这是真正有力量的人才能做到的事。陈星光自然尚未臻其极致，只不过已具备了这样的气象而已，但当不少人还习惯对着镜子和梳妆盒写诗的时候，他已在对着手术刀和心电图写诗了，光凭这一点就已相当的了不起。

　　现实方面，多年来，这位外表腼腆、性情直率的诗人一直安心居住在自己家乡永康，其诗风简洁而内秀，与其为人的温和、友善相当匹配。由于有一个国家税务干部的现实身份，白天他必须戴着那顶威武的大盖帽，在光线和噪音里穿越，夜晚则习惯趴在电脑前写作一一倾听现实压力下心灵的冗长回声，并将它们如实记录下来。说起来，诗歌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并非新鲜话题，事实上古今中外任何一位有作为的诗人，一生都在寻找个人与时代之间的某个契合点。看看周围的世界，那些整天压迫你的怪兽般的高楼大厦、地铁、快餐，拥挤的公交车、美容院深夜的暧昧灯光，那些破坏中的山水，日益都市化的失衡的生态环境，你当然可以拒绝它们，但你无法逃避它们。陈星光为自己选择的方向是知难而上，决心在经过一番残酷较量后，让它们发出内心期望的那种真实的充满个人音色的回声。这个姿态是勇敢的，甚至还带有几分悲壮的色彩。因为其过程的艰巨可想而知，同时也很难说一定会有尽如人意的结果。眼前的这些诗作，不妨可以视作这方面他交出的首份答卷或体检表。尽管略嫌气虚，但心脏健康；尽管未臻完美，但瑕不掩瑜，为了这一点我想我们要祝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