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决反对影剧院的存在，因为它曾经使我失去一把钥匙，使我摸不着午夜回家的门，所以一直没有得到我的原谅。现在我与大轩躲在他女朋友的房间，观看一部关于十九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与魏尔伦的英语片。在1871年的巴黎之秋，燕尾服和文明棍在奶油黄色的街道上被风吹得东倒西歪，那些如蝶狂舞的纸片、树叶不断地飞出电视的屏幕，打得我睁不开眼，而一顶坤士的黑帽子像一个轮子般在街上快速地滚动、旋转。我身边的大轩频频地往酒杯里倒着啤酒，然后一口一口喝掉，他似乎模仿了那些法国人喝苦艾酒的姿态。而此刻，初到巴黎的少年兰波在魏尔伦的餐桌边坐下来，大声粗野地嚷着什么。大轩在兰波的声音中突然说了一句：

　　“那一年在北京，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见我没有反应，他略停顿片刻，压制住激动的心情说：“我必须告诉你那件事情，它使我经历了噩梦。”大轩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起一件重要的往事，并不时停下陷入深思，仿佛推着一块沉重的石头上山。大轩完全可以非常自由地滑翔回他所回忆的故事里，重新沉浸入一个场景对他的压迫和抚摸。我则紧盯着魏尔伦带着兰波在巴黎的每个角落出没，他怀着浓郁兴趣，聆听兰波说的乡下事情。我没有转过我的脖子去细问大轩怎么回事，只是顺着十九世纪法兰西的风向说：“啊！说吧，是应该说说一些不得不说的事物，哪怕是离巴黎非常遥远的一块石头。”

　　“那件事一点也不遥远，它触得我的心灵好痛。——那一年，我的父亲得了喉癌，在北京一家医院动了手续，一把薄如柳叶的手术刀切掉了他的声带。声带！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人类发音的部位。呼喊、歌唱、朗诵、倾诉、交淡。可是，当一位热爱歌唱大自然的人，永远失去了声音，这意味着什么呀？！他连一个元音都发不出来了……”

　　“元音？难道也会从我们的嘴里、喉咙里发出来吗？”我心不在焉地怀疑那个元音早已像泥鳅一样滑溜了、消失了，不再可能被我们所拥有，即使健康的人，声音如雷的人。但元音现在却围绕着兰波舞蹈，这是上帝的特殊赐予吗？兰波张开了飞翔的翅膀，对法语祖国唱出他伟大灵魂中的元音：

　　A黑，E白，I红，U绿，O蓝：元音们

　　有一天我要泄露你们隐秘的起源

　　处于回忆的覆盖，大轩好像在黑夜的海浪上随之起伏、漂浮，于是他凭借一盏生命的油灯记录心灵的笔记；或者说，他转述了他父亲的心灵笔记。我用右耳去聆听大轩，左耳张开在兰波与魏尔伦中间，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镜头：在别人的书房里面，兰波信手敲碎了一只瓷狗的脑袋，他认为狗是真正的自由派。也许他还会敲碎大轩空出的啤酒瓶。

　　大轩在法兰西那不断变幻的背景外面继续以沙哑的喉咙喝着、说着：“接下来是没完没了的化疗，与生命损耗。每天夜里，我离开医院步行五里多路回到又黑又脏又闷的天堂旅社，我觉得应该叫地狱旅社才对。在拥挤闷热的房间里，住了六个人和六个灵魂，除了我之外，他们都是病人与将死之人。他们从床上爬到地板上睡，拼命地吸收着阴凉的气息，在生命的边缘呼呼地沉睡。唯一只有我一个醒着，我不敢睡过去，我想到了死亡。”

　　我肯定点过头了，因为我非常赞成大轩一个人醒着。世人皆醉我独醒，兰波也绝对如此认为。他跟魏尔伦参加了巴黎的一次平庸而流行的诗歌沙龙聚会，忍无可忍地挥剑攻击朗诵者，跳上桌子向众人撒尿。魏尔伦在旁边笑着使劲鼓掌，我为此激动得面红耳赤。让那些使母语蒙羞的庸才见鬼去吧！可见一个人真正醒着不是因为害怕死亡，而是为了做一些如清洁工清扫落叶的工作。

　　“我决定在黑暗中摸索，跨过那五具活着的尸体，到达电视机前面，去把它打开，因为马拉多纳的足球连续几夜在疯狂地翻滚、冲击。可天哪！一、二、三、四、五，这五道特殊的屏障与沟壑阻拦着、抗拒着，似乎在挡住我，不让我抵达几步之遥的远方目的地。我都快疯了，当我终于来到电视机边，我伸开两臂抱住屏幕中的足球低泣起来。你一定读过尼采吧，在他看到一个农夫鞭打一匹不肯拉车的马，突然疯了，上去夺下马鞭，抱住马头痛哭。”大轩看样子也要与谁抱头大哭，他开始失去法国贵族的形态，重复着某句话，一遍一遍，并猛烈地喝酒。当他略微静下来喘气，听到兰波对魏尔伦的质问：

　　“你爱他的灵魂吗？他只爱玛蒂尔特·莫泰的闪着美丽庸俗光芒的肉体，但你并不爱她的灵魂。”众所周知，兰波与魏尔伦是一对著名的同性恋者。兰波为了边缘体验与对道德规范、精神价值的叛逆；魏尔伦则热衷于滑向堕落和放纵，甚至抛开妻儿同兰波私奔。

　　大轩掏出一支烟点上，扔给我一支，说：“喂，你会同性恋吗？”“怎么可能呢？”我非常疑惑他怎么会问我这样的话。但他立即又肯定地说：“会的，我感觉你会是个同性恋者。”大轩凭什么这样认为，仅仅因为我至今仍是单身贵族吗？算了吧大轩。大轩终于吸完一支烟，缓过神来，续着说他在北京天堂旅社的事儿。

　　“可是，可是却彻底被黑暗包裹。停电了，他娘的！停电了。我的马拉多纳和足球从电视屏幕缩到插座里去了，缩回电线的源头去了。这时候，悲哀包围了我，在黑暗之网里，悲哀像蜘蛛的粘液粘住了我。我多么像可怜的小虫，我的痛苦与愤怒也被黑夜淹没了。”

　　二十世纪末的大轩在停电的北京之夜等待着马拉多纳，供电局可以不给他通电，我也可以漠然置之。但十九世纪的兰波告别荒唐回到收割麦子的家乡，问头插蓝色野花的妹妹：“黑暗之嘴哪里去了？”黑暗之嘴竟是他的母亲！黑暗之嘴还代表了什么？

　　内心孤寂的兰波在乡下拼命写诗，以通灵者自居。但他忽然不写了，断然与诗歌决别，以冒险家的身份跑到了非洲。就像我经常说要到西藏放牧牦牛去，但现在还不是在浙江的一个小城里徘徊。真是无地自容，以后就不再说了。

　　于是我说点别的，我问大轩：“北京的清晨怎么样？缩小一点范围的话，天堂旅社的早晨一定能改变你在夜里的一些观点吧？”大轩苦笑着，他的思想正从天堂旅社的晨曦中醒来，当然他整夜没有入睡过，哪怕是假寐片刻。他守株待兔般地坐在电视机旁边，马拉多纳的足球早跑到西半球去了，大轩没有可能性去追赶上。他必须再次跨过同室的五个在地上睡觉的人，回到门边。三生修得同室住，但五个人中有四个人在一夜之间死掉了。

　　“我和另一幸存者走出天堂旅社，但那四个永远留在天堂了。”大轩唏嘘不已。“那一年，我对北京充满伤心脆弱的感情，北京却不会记得我的。死者已矣！但今天北京红墙下那些还活着的人，也有我的朋友，他们干什么要这样？”

　　“他们怎么啦？”我问。

　　“吸毒……”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我读过美国小说家威廉·巴勒斯的《赤裸的午餐》，巴勒斯是曾经深受毒品危害的超级瘾君子，后来戒了毒。“应该送他(他们)去戒毒所。”我有点惊惧地说，我不能不认为噩梦仍然沉重。大轩摇摇头，流出了无可奈何的泪水，滴进啤酒杯里。“那些可恶的毒品：海洛因、可卡因、鸦片、印度大麻、吗啡、曼陀罗……”大轩如数家珍，数着数着突然停息下来，鼾声如潮。它与窗外的夜色之潮汇合一处，拍打着我的心灵，甚至拍打着那一年北京的天堂旅社之夜、兰波与魏尔伦的巴黎之夜、和没有黑夜的金黄色非洲。

　　倾诉的大轩沉入了梦乡，我孤独地看到衰老的魏尔伦在怀念早已死去了的兰波。他荒诞无羁、家财败落。大杯的苦艾酒将他无力抵抗的悲哀和孤独盛得满满，那种黄色的反光病态地映照着十九世纪法国的一个酒馆。而恶疾缠身、壮志未酬的天才兰波，由那些非洲土著部落用很大的木排放入浩渺湛蓝的海洋，毙命前回到法国马赛，他是否还曾和魏尔伦叙面？祖国的母语是否为他哭泣过？尽管隔了一个多世纪，我还是听到呜咽的声音袭来，不，应该说呜咽的元音。此时大轩猛然醒了，他抓住我的手，两眼盈满泪水，含着泣音嗫嚅着：“我梦见了！梦见了！”我小心安慰他，仿佛安慰一个弱小的孩子。我问他梦见了什么？他稍微平静下来，拭去泪珠叙述他的梦境。

　　“我梦见了我父亲被割除的声带了，那么近那么真切，我差一点就抓住它。那段从人体分离出来的声带，在一群陌生人手里传递着，竟是一根很短的笛子。他们用这根声带吹一支非常动听的曲子，我企图将它夺回来，他们却一下子飘向了天空。他们都穿着白色衣服，是一群医生吧。”大轩的梦使我突然想起在法国的一个乡下，魏尔伦长途跋涉来看兰波，魏尔伦说：“你怎么能封笔不写呢，法兰西的诗歌怎么办？”兰波带他爬上一个山冈，他骄傲地回答魏尔伦：“所有的词语都被我用完了，我现在已成为无声大师。”

　　叙述梦境的大轩说：“后来我走进了天堂旅社，发现和我曾经同室但已经死去的四个人，他们挤在一张狭窄的小床上看电视，电视在播放马拉多纳的足球赛。他们见我进来，就面无表情地自动排起队，钻进了电视荧屏，尔后停电了。漫长的停电又一次毫不留情地围袭了我。”

　　我不知道大轩在短暂的梦境里可否见到兰波与魏尔伦，是否在十九世纪法国那雕有郁金香和蝙蝠的古典石柱上发现一句他们的诗。我疲乏地对大轩说：“片子放完了！”我想象大轩上夜班的女友将用一把钥匙打开这扇门，她像夜莺一样衔来一朵午夜玫瑰；于是大轩的北京之夜与兰波、魏尔伦的法兰西就会哗哗地被冲进黑暗的下水道。然而这只是我的想象。

　　小城的深夜甚至没有猫头鹰的叫声，整个睡眠的城市，将沉重的眼帘搁在耸起的肩膀上。我出来时，摸了摸口袋，我的钥匙是否又失落了？那些灰蒙蒙的路灯非常惊恐地偷窥我拖在水泥路面上的长长的影子；我相信，它们会被黑夜挤碎的，它们咝咝地响着、抵抗着，吐出粘乎乎冷冰冰的弱光。而十九世纪法国的山冈、森林将埋葬什么？黑夜降临了，临终时的兰波痛苦地呼喊：“让我回到太阳的故乡非洲去”。这部英语片的片名叫《全蚀》，我将在思想中深深地烙下这个名字。

　　我迷途在空旷的街道上，深夜把所有可能辨认的路标都指向更深的夜色。我拦住午夜最后一辆黄包车，告诉车夫，拉着我跑上一大圈，就绕着这曾经熟悉复又陌生的小城之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