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位思考补偿到位，拆迁其实能很“和谐”

　　湖南大浏高速公路全长84公里，拆迁征地仅耗时26天。整个拆迁过程中，未实施一起强拆未出现一例上访。相关负责人表示，农民的思想很淳朴，在补偿合理的前提下，只要能公平对待，绝不会无理取闹。(5月10日《人民日报》)

　　在拆迁征地频频发生矛盾、争执乃至上访的现实情况下，全长84公里的湖南大浏高速公路拆迁耗时之短，且既没强拆也未出现上访，堪称奇迹。在拆迁征地中，见惯了动辄就出现争执，甚至要靠出动警力强拆的我们，不免要问，这样的拆迁奇迹是如何“拆”成的。

　　据有关负责人的总结，之所以如此顺利，主要有三点经验：分立账户，杜绝权力寻租空间；一视同仁，避免暗箱操作；换位思考，化解对立情绪。正是按照这样的原则进行拆迁，将合理的补偿款直接发给被拆迁人，并且对所有人的资料进行公示，避免暗箱操作，特别是在拆迁中，能够换位思考，“修建施工便道时，尽量与当地的乡村道路建设相结合”，得到了老百姓信任和尊重的施工拆迁，最终得以和谐顺利地进行。

　　这样的经验值得推广，不管是道路拆迁还是城市拆迁，其实，发生矛盾和问题的焦点大都相似，如不公平、不合理的补偿，暗箱操作的补偿方式，强硬的拆迁思维等。换言之，湖南大浏高速公路拆迁之所以创造了“奇迹”，最主要的原因，是公权力对私权的尊重，在这个前提下，被拆迁和征地的农民，其权利和利益补偿得到充分和必要的尊重与照顾，自然“思想很淳朴”，更不会发生无理取闹、阻工等现象。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样的拆迁理念和经验，同样也是在节约资金和创造财富，“耽误一天工就等于增加了3万多元的成本”。要知道，如果大浏高速公路负责人还秉承时下很多地方颇遭诟病的拆迁模式，如直接将拆迁款交付当地政府，由政府机关再转分给农民，以及在出现矛盾时，不是换位思考，而是野蛮拆迁，思想再淳朴的农民也会和其发生纠纷，也照样会阻工、上访甚至导致群体事件发生。

　　如何和谐拆迁，恐怕一直是令很多地方政府和有关施工部门头痛的问题。在这里，不妨向湖南大浏高速公路的拆迁方取取经，从人家的拆迁理念里，找到一条避免拆迁暴力化倾向的阳光大道。事实也证明，和谐拆迁完全可以实现。但前提是拆迁方必须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去面对和处理拆迁问题，离开了这一点，拆迁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

　　——资料来源：2010年5月11日《新华每日电讯》

　　基层声音

　　种粮大户卢国平的烦恼

　　政府支农力度越来越大，市场前景越来越好，而全国劳模、全国十大种粮标兵卢国平，最近有些烦恼。

　　江西南昌县蒋巷镇，国旺实业公司的农业园区。这一带原来是有名的“吊脚田”――五六十年代围鄱阳湖造田，归岸上的10多个村耕种，离村庄30公里，为了人均1亩地，还得在田头搭茅草房，否则农忙季节跑不过来。而且，涝不能排旱不能灌，收成很差。1998年大洪水，颗粒无收。再加上那几年粮价低、农民负担重，因此，抛荒严重。

　　1999年，洲头村青年卢国平，把在外面做生意的全部家当投进了被乡亲们放弃的土地，他以每亩170元的价格，与村民签了20年的土地流转协议。2009年，土地经营面积达到2万亩，湖面养殖达3万亩，年产稻谷8000吨，水产品700吨。卢国平成为方圆百里之内，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第一人。乡亲们第一次在家门口看到飞机撒药、稻谷烘干、测土施肥……周边300多村民进公司上班，农忙季节用工1300多人，带动5500户农民共同致富。然而，正当卢国平雄心勃勃地筹划着农产品深加工、品牌战略、观光农业的时候，麻烦来了。今年春节过后，一个多月，卢国平接待了10多批来“谈判”的村民，他们要求提高土地租金。农民讲他们的道理：这几年，租金年年看涨，去年每亩水田280元，今年就涨到400多元。现在有农民提出转让期延长到30年，甚至有的村要求延长至50年，并且租金一次性付清。

　　卢国平进退两难。国家规定的新一轮土地承包期是30年，现在尽管说长久不变，但硬要50年、或者“长久”时间一次付清租金，企业是无力应付的。况且，流转协议期限刚过半，十年来，他在国家项目的扶持下，改造中低产田21000亩，开挖渠沟160公里，建电灌站10座……赚的钱全投到田里，还贷款6000万元。

　　也许有些村民认为，国旺公司前途如何，与自己关系不大。因为在那个农业基地里，自家只有几亩地，卢国平搞得再好，租金再翻一倍，自己也发不了财；卢国平栽了跟头，租金再少，自己也不会受穷。他们无须考虑，如果没有国旺公司，当地现代农业发展可能迟滞十年、二十年。卢国平也正在探索“股田制”或者股份合作经营的模式，使农民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参与者、利益的分享者。

　　更多的种粮大户，则像“游击队”，跟出租田地的农民一年一定价。租金不稳定，地块不确定。因此，他们不会考虑农田设施建设，更不会考虑长期投入。准确地说，许多种粮大户只是搞集中种植，谈不上规模经营；只是在传统的轨道上简单地做“加法”，无从依靠科技、集约发展，做“乘法”。

　　由此看来，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一靠科技，二靠机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急需迈上新的发展平台。政府部门在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的同时，必须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着力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规范土地流转。关键时期，呼唤得力措施。

　　——资料来源：2010年5月9日《人民日报》

　　前沿观察

　　从体制机制入手,改革就要敢涉“深水区”

　　国务院常务会议4月28日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了今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

　　“深入推进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夺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面胜利的根本途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彭森一语中的。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性行业改革——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的今年重点改革任务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被放在相当突出的位置。

　　应当看到,“保八”相当大程度上是依靠政府投资的刺激。这一方面说明一揽子计划见到明显成效,但另一方面也说明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还不强。经济的持久发展,不可能长期依赖政府不断扩大投资,而要靠民间投资的活跃。

　　而当前制约民间投资的是投资管理体制和垄断。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向民间投资开放,但民间投资真想进入却往往遇见“玻璃门”和“弹簧门”。特别是一些利润率较高的垄断性行业,民间投资仍无法进入。庞大的民间投资,一旦真正启动,将会极大地增强经济的活力,强力拉动经济的增长。

　　对此,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消除制约民间投资的制度性障碍。国有资本要切实把投资重点放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推进电力、铁路、盐业管理体制和邮政主业改革。

　　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这是从体制机制上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有效的价格杠杆和良好的外部环境。

　　众所周知,我国资源性产品价格长期扭曲,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环境治理的成本。虽然资源价格改革已经进行了一段时期,但仍未到位,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仍在快速发展的温床。

　　在我国的财税体制中,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并不对应,现行资源税的征收也不尽合理。这使得一些地方为了扩大财政收入,大力发展重化工业,这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仍快速发展的地方动力。

　　根据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部署,今年将深化水、电、燃油、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健全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

　　此外,今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还包括协调推进城乡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这些都是力求从体制机制上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拓展空间、增强动力。

　　改革如今已经步入深水区。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当然不会在一年的时间里“毕其功于一役”。但只有找准方向、不断推进改革,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才能不断增强。

　　——资料来源：2010年4月30日《新华每日电讯》

　　人民论坛

　　官员也应重点接受公民意识教育

　　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提出这个问题，在中共历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是第一次。然而3年时间过去了，公民意识教育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整体上仍然处于不作为状态。相反，伤害公民教育的事件时有发生。

　　在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先生主持下，由100多名学者和一线中小学教师历时数年，编写了一套8册的公民课教材《新公民读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已经出版的小学四册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在公民道德方面，有仁爱、宽容、感恩、友谊、尚礼、诚信、责任、尊严、合作等主题；在公民价值观方面，包括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正义、和平、爱国、追求真理、与自然和谐共处等主题；在公民知识方面，包括国家与政府、民主政治、政党制度、司法公正、社会公共生活、公民的权利与责任等主题；在公民参与技能方面，包括与人沟通、演讲、讨论、组织活动、参与选举、处理纠纷、维护权益、向责任部门或媒体反映问题和提出建议等主题。这是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好教材，公民教育的框架，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像“政府的职责”、“政府为什么要收税”、“新闻舆论的力量”、“维护公正”、“走近民主”，都是富有现实意义的重大主题，但课本通过孩子容易理解的小故事，做出通俗活泼的讲解，并且配了生动有趣的插图，让人耳目一新。但某些掌握权力者强令北京大学出版社停止发行，已经发行的必须收回，把这套教材打入冷宫，上百名教育工作者的心血付之东流。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民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长期处于缺位状态，受到伤害的不只是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学生，同时还有各级官员。中国的平民固然需要提高公民意识，官员更需要提高公民意识。自1980年代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以来，中国官员的学历提高很快，拥有大专以上文凭的占绝大多数，博士、硕士的比例也不小。他们在学校学了专业课、政治课、外语课，但没有接受公民教育，公民意识在许多官员那里仍然是个空白。

　　现在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官员在公开场所的一言一行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有些官员的雷人言辞，例如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面对采访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提出“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瞬间传遍了世界。也许这位官员是一时失语，但这反映了一个事实，许多官员的内心并不承认主权在民。地方官员无视公民权利的行为，也是接连不断。从贵州彭水诗案、辽宁西丰抓记者案、河南灵宝赴沪抓王帅案，一系列相似的案件，都表明一个共同的问题，大量地方领导人不知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为何物，支配他们执政的，其实还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代牧民思维，还是和“公安六条”一脉相承的专政思维，与现代公民社会的理念格格不入。辽阳市进行公车改革，公长岭区给区委书记和区长每年的车补高达8万元，宏伟区书记和区长的车补也高达7.6万元，是当地职工平均收入的3倍。可见这些官员设计政策根本没有对纳税人的敬畏。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虽然也缺乏公民意识的系统教育，但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对于公民意识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而对官员，如果不有意识地进行公民意识教育，权力就会使他们头脑膨胀，做出种种现代公民社会不能接受的蠢事。

　　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官员进行一次公民意识教育的补课。并且应当排除干扰，尽快在学校教育的课程体系中确立公民教育的应有位置，这样才可能使未来官员的政治素质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因为明天的官员必定出自今天的学生。

　　——资料来源： 2010年5月10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