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代表沈从文最主要文学贡献的是湘西世界；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创作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他用小说建构起来的家园是他远离家乡，生活在陌生喧嚣的城市时对故乡的深情回忆。沈从文曾在不同场合自我认同为“乡下人”。湘西朴质、协调的生活形态正是他作为“乡下人”，面对现代文明所凭恃的道德优势的源泉。

　　沈从文长期生活在都市，经受着巨大的文化反差与冲突，加上天生敏感，使他深恶都市人的贪婪、自私、残酷、冷漠、势利；他曾在自传小说《生之记录》中说：“镇日为街市电车弄得是嗡嗡隆隆的我。”1928年，他移居到上海，他又说：“每月十三块钱光住房子不算贵，不过倒马桶要钱，扫地的妈妈要钱，还有别的逢年过节，真是一个坏习惯。”我们从这些文字中可以分析出，湘西永远是沈从文一个遥远的记忆，这也是他全部人生价值观形成的来源。在以“乡下人”的眼光观照都市时，沈从文回忆里的湘西生活自然显得和谐、健康、令人神往。

　　随着现代文明步伐的深入，即使像湘西这样偏居一隅并且发展步伐相对滞后的地方，现代文明也在不断输入。如：“推进新学的学校开始在湘西出现。”沈从文的《从文自传》中，他提到“地方新式小学在1914年左右成立”，作为现代性标志的工商业在湘西也得到大力发展。如：二十世纪初，英国人布洛克曾带票银三十万到湘西办矿，而湘西矿商也设立沅丰公司、承办西路矿产，现代化的交通与通讯也在湘西出现。湘西现代性进程在小说《爹爹》中也有描写：“这些歌唱的人用他的力量，把一切新时代的文明来输入到这半开化的城镇里，住在城中的绅士以及太太小姐，能够常常用丝绸仑裹身体，能够用香料敷到脸上，能够吃新鲜鲍鱼蜜柑的罐头，能够有精美的西式家具，便是这样无用的，无价值的，烂贱的，永远取用不竭的力量的供给拖拉来的。”1934年，沈从文再度回到故乡时，他就感到了湘西已经在变化中见出堕落趋势。“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渐渐成为过去的纯朴道德如何影响到现实的生活，这是沈从文面临的又一困境。

　　那么，在这样的困境中，沈从文是如何对故乡进行描述和重建的呢？来看下面两段文字：

　　六月尝新，必吃鲤鱼、茄子和田地里新得的包谷新米……七月中元节，作佛事有孟兰盆会，必为亡人祖宗远亲近戚烧纸钱……八月敬月亮，必派人到镇上去买月饼，办节货，一家人团聚赏月。——《长河》

　　边境的大山壮观而沉默，人类皆各按照长远以来所排定的秩序生活下去。日光温暖到一切，雨水覆被到一切，每个人民皆正直而安分，永远想尽力帮助到比邻熟人，永远皆只见到他们互相微笑。从这个一切皆为一中道德的良好习惯上，青年男女的心头，皆孕育到无量热情与智慧，这热情与智慧，使每一个人感情言语皆绚丽如锦，清明如水。——《凤子》

　　从以上两段文字我们可以得出，沈从文是通过运用这种反复叙事的方法来躲避现实世界，构建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源世界。这种方法的运用，正显现出湘西生活神话般的永恒性。

　　然而，在动荡的现实生活中，这种传统的古典精神已经很难完全运用于迅速变化的现实。沈从文个人非凡的想象力和他那深厚的“乡下人”观念无法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永恒的确定性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1934年，沈从文在回乡的发现中，他就对湘西进行了深刻揭示和批判。

　　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诚你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变化中的那点堕落趋势。

　　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种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