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几年将面临对劳动力重估的进程，是否能够以此形成经济转型的倒逼机制，带动经济二次起飞，提高工资水平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和《工资条例》历时多年，几易其稿，迟迟不能出台，不仅在于劳资利益分配、同工同酬等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更在于对工资上涨会降低国家出口优势和引发高通胀的隐忧。

　　物价持续上涨，工资稳如磐石。涨还是不涨？可能是《工资条例》难产的最大症结所在。不过，从现实情况看大可不必这么恐惧，因为现阶段的特点是工资在企业成本中所占的比例极小，上调部分工资对企业影响有限。

　　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在我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而我国则不到42%。过去十年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超过20%，GDP增长10%左右，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6-8%，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不断下降，“强资本，弱劳动”的趋势也不断强化。

　　长期以来，我国由于较为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企业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实现了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的价值洼地。这不仅形成了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也阻碍了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提高的步伐，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形成全社会低工资的状况。反过来看，生产要素价格的长期低估也是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经济内外失衡和产业结构低端化的症结所在，中国廉价成本造就的低成本优势不可能再持续下去。

　　事实上，要判断一个国家的成本压力和竞争力，重要的是要比较工资的增长与生产率的增长。从长远看，工资上涨对中国经济转型是有益的。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从根本上改变劳资关系，改变工资上涨严重滞后于国民收入上涨的局面，使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工资水平的上涨将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以往行政性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的弊端。

　　国际经验表明，工资上涨并不能降低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反而可能成为结构优化的契机。日本在1970年代、台湾在1980年代都曾经历过人力成本上升的过程。例如日本在1960年代以高投资、高化工为主导，带动了经济的起飞。但在1970年前后，工资快速上升推动日本在70年代初期进行结构转型。根据日本的经验，工资水平上涨后，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普遍提高，并且还出现了制造业内部的结构转型，低端制造业面临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例如，1970年至2000年的20年内，日本纺织业增加值所占制造业增加值比例由5.5%下降到1.3%。而随着新技术的应用，高端制造业得到迅速发展，同期电气机械业增加值所占制造业增加值由11%上升到16%，金属制品、通用设备、电子设备等占比持续提高。

　　从现在的情况看，靠低劳动力取得的高贸易顺差并没有真正获得高收益。按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计算，消费者支出的88.5%其实花在了“美国制造”上，包括占消费支出大头的服务费用。事实上，美国消费者支出只有2.7%花在了中国制造的商品本身上。我国企业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向下竞争”已经在不断恶化我国的经济环境，对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极为不利。而要素价格“变贵”将对那些资源浪费型、环境污染型、劳动力成本低廉型的企业形成“挤出效应”或“倒逼效应”，让那些居于产业链低端、没有技术含量的企业，不得不通过增加技术和管理的投入，形成“向上竞争”的机制。让这些企业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消化成本上升的压力，真正通过产品附加价值的提升，培育中国经济和产业竞争力。

　　因此，中国经济要走向良性平衡，必须要弥合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工资收入增长之间的差距。中国未来几年将面临对劳动力重估的进程，中国是否能够以此形成经济转型的倒逼机制，带动中国经济二次起飞，提高工资水平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