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是我国古代的一大发明，起于唐五代，盛于宋代。叶梦得(1077～1148)谓：“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为下是也。”可见，宋代已在长江流域形成了杭州、成都、建宁三大雕版印刷中心，尤以杭州为最著。北宋国子监所刻印的书籍，多数都拿到杭州去印，而非在汴京。南宋又建都临安(杭州)，杭州书坊林立，有名可考的印刷作坊就有十余家。除杭州以外，金华地区则是浙江重要的刻书地区之一。

　　一

　　根据李致忠先生《宋版书叙录》记载，北京图书馆收存的、汉郑玄注《周礼》12卷和《礼记》五卷两部儒家经典著作。前者现存只有两部，一部完帙，一部仅存前六卷；后者全集为20卷，现存卷一至卷五，虽为残缺版本，但仍属珍本书。宋版书传至清代已成稀世之宝，今日更显珍贵。

　　《周礼》，是宋代婺州市门巷唐宅刻坊所刻印的，书上镌有牌记可证，毋庸置疑。此书刻工有王珍、沈亨、余宏、徐林、李才等人。其中沈亨和余宏是南宋初期婺州一带的刻字工人，他们曾在孝宗时参与刊刻《广韵》一书。故此书之刻亦在南宋孝宗之时(1163～1189)。此本字体秀雅，刀法剔透，皮纸造印，墨色匀净，一看便知是宋时浙刻风貌。

　　宋代婺州市门巷唐宅刻坊，遍查明万历、清康熙、道光年间的《金华府志》和《金华县志》，婺之郡治，惟有唐仲友父子为婺州城里的唐姓大家族。据康熙《金华府志》60卷记载：“唐仲友，字与政。父尧封，绍兴二年(1132)进士，官至殿中侍御史。”在唐氏父子中，其父尧封，清德有声，其学与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同调，永嘉学派与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合称事功学派，以地域特征而言的“婺学”，包含着事功学派。所以，唐仲友父子，也是金华学派的重要人物。

　　唐仲友(1135～1216)，字与政，号说斋，少承家学，博涉群书，登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复中宏词科，累官判建康府，继试馆职。历秘书省正字著作佐郎。他博闻强识，史学精绝，独尚经制之学。然天性廉直，与物多忤，仕未通显。他又有刻书爱好，曾因校刻《荀子》等书，而遭朱熹弹劾，故婺州本《周礼》为唐仲友父子所刻，可能性是极大的。

　　婺州城自古有石板巷、芝麻山巷、柴场巷、螺蛳巷、斯家巷、庄家巷、赵麻巷、石子巷、小仓巷、酒坊巷、戚家巷、曹家巷、壮城巷、八角巷、跃龙巷、皂坊巷和上同巷等街巷名称，表明婺州城的街道历来有称巷的传统。由此上推至南宋，唐宅所居的“市门巷”，可能是在某个城门、某个门楼或某个市区附近的街巷名称。

　　二

　　南宋统治者经过50多年的努力，在政权基本得到巩固后，把“兴文教，抑武事”作为实现“长治久安”的基本国策，在长达80余年的时间里，开展了三次兴学运动，在地方上兴办了一批官学。婺州的州学和义乌、武义、东阳、浦江、兰溪、永康各县的县学，就是这一期间相继建立起来的。南宋时，婺州民间的书院兴盛，见诸方志记载的就有30多所，其规模也大大超过官办学校。南宋金华学派(婺学)创始人吕祖谦，多次邀请朱熹到东阳石洞书院、武义明招山书院和金华丽泽书院讲学。朱熹又接纳义乌徐桥、傅定为门人。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说：“乾淳之际，婺学最盛。”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中国古代书院，王应麟在所著《玉海》中解释称：“院者，取名于周垣也。”就是说，书院就是指有围墙院落的藏书、校书、读书的场所，书院与书籍是不可分的。如吕祖谦主讲的丽泽书院，在学规制定方面，比朱熹复兴的白鹿洞书院等国内著名书院早了12年。理宗绍定三年(1230)，丽泽书院刊印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二卷，就开创了书院刊印图书的先河。

　　书院发展推动了印刷术的改善，印刷术改善又是书院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朱子语类》140卷，就是辑录朱熹99个弟子多年听讲笔记而成的，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学有“丽泽讲义”，也是学生的听讲笔记整理汇总起来的，都需要刊印。所以，唐仲友父子创办“婺州市门巷唐宅刻坊”，是传播“婺学”学术思想与实现“婺学”教育目标的需要。唐仲友父子重刻的《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是一部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寓以儒家政治理想，经过增损排比汇编而成的职官专著。是研究先秦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礼法诸制的重要的儒家经典著作。特别是汉郑玄(127～200)注释的古籍，乃读经之凭借，通经之津梁，后世儒学家们说：“读经而不由郑学，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

　　三

　　现在北京图书馆藏的汉郑玄注《礼记》五卷，书后镌有“婺州义乌苏溪蒋宅崇知斋刻本”长方双栏版记，因知此书之刻出于婺州义乌苏溪崇知斋蒋氏之手无疑。书中避讳“慎”字，也说明它刻于孝宗时期。

　　婺州，自古为“人杰地灵”之邦，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雕版印刷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以义乌为例，南宋时有滴珠书院、东岩书院、五云书院和龟山书院等等。师事朱熹的徐桥(1160～1237)，所著有《读易记》、《读史记咏》、《杂说》各一卷，《文集》10卷。

　　从北宋始用竹子作为造纸原料，正如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说：“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义乌苏溪，水源丰富，盛产水竹。清代诗人范干在《水竹洞天》一诗中写道：“苏溪溪上亭还好，水竹清幽胜倍加。安得携朋并载酒，烂题诗句发英华。”可见，婺州义乌具有丰富的造纸原料。况且义乌离徽州不远，徽墨、徽砚、徽笔、徽纸供应充足，拥有发展印刷业的良好物质基础。

　　书籍雕版所用的木材，以枣木或梨木为佳。嘉庆《义乌县志》记载：“本县宋时，青枣、三花梨即已闻名外郡。”所以具有丰富的雕板材料。1937年，三花梨产量达到350吨，1949年的鲜枣产量达到755.6吨，并享誉全国。

　　义乌苏溪，又名大陈江，属钱塘江水系，江宽约60米，是义乌两大水系之一，它直穿苏溪蒋宅。唐代时，在苏溪桥头建有“溪上亭”。文献记载，唐代诗人戴叔伦在《过苏溪》诗中写道：“苏溪亭上草漫漫，谁倚东风十二栏。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风雨杏花寒。”可见，早在唐朝时，“苏溪亭”就是个文人雅士们畅叙幽情的胜地，苏溪也具有发展书籍印刷业的人文环境。

　　四

　　中国古代图书，原为统治阶级所专有，而且图书还不可能从文献、档案中分离开来。到了唐代创造出雕版印刷术后，图书才成为积累知识、传播经验、交流思想而独立存在的文化“载体”。到了宋代，雕版印书业十分昌盛，宫廷乃至官府都刻书，私家、坊间也刻书成风，图书才成为有专业印刷、运输、销售的商品，书籍在宋代首次出现了文化产权的问题。所以，唐宅《周礼》和蒋宅《礼记》，开始有了“牌记”、“版记”，用来标明出版者和刻坊的名字。《周礼》还在版心下端镌印刻工姓名，这些不仅是保护版权的一种标识，而且是书籍刻印、校勘、装订质量和信誉的化身，这是古籍雕版书上最早出现的商标。

　　中华民族自古是礼仪之邦，古籍中自古就有避讳，即遇到与帝王或圣贤(如孔子)名字相同的字，要设法避开或改写，以示对尊者的尊敬。不过宋代的避讳制度最繁最严，不仅要避当朝皇帝的名，还要避前代皇帝名，甚至要避始祖之名；不仅要避相同的字，还要避同音的字。义乌苏溪蒋宅崇知斋刻本《礼记》的避讳“慎”字，就是南宋孝宗皇帝的名字。南宋孝宗是高宗赵构的养子，名赵 ，“ ”是古“慎”字。但是，这种用法早在宋代以前已经被摒弃了，宋版书仍要避讳同音的“慎”字，可见宋代避讳制度之严。

　　一般地说，每一时代，每一地域刻书都有自己的特点。宋代不论官刻私刻，多用好手写，好手刻。字体虽为规整的正楷字，但各有风格，形同法书。加之刻工的高超技艺，能将书写人的书法神韵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更给宋版书籍增添了艺术魅力。就地域而论，宋代浙本用笔方整，刚劲挺秀，刀法娴熟，转折笔画轻细有角，不留刀痕，反映原来字体最为忠实，成为后世刻书的楷模，影响我国千年古籍刻本的风格。

　　宋代刻书，没有一定的款式规格，其行格以八行至十行者居多。行格的疏密，取决于刻书单位或个人的财力物力及对作者的崇敬程度。例如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之书，因财力充裕，自然铺陈讲究，多为半叶八行款式；而婺州市门巷所刻《周礼》，虽为儒家经典，但受私家财力所限，即用每半叶十三行的款式。正因为如此，这部《周礼》成为《版本学》上私刻本和坊刻本的典范。

　　由此可见，宋代婺州是古籍雕版印刷业的重要基地，为我国古籍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黄晓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