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言论

　　中国何以成为“第一拜金主义国家”

　　 如果我们不能在制度上切实解决腐败问题，同时转变全社会“一切向钱看”的庸俗价值观，即使经济建设的成就再傲人，钱挣得再多，也是一付“穷得只剩下钱”的精神贫困相。

　　 前些日子，某女孩刚在媒体上发表“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的择偶宣言;这几天来，继有某师范大学教授对学生抛出“40岁时没有4000万别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的“雷人”之语。这是拜金主义的又一典型。其他诸如此类的社会新闻亦层出不穷。看来，去年的一项网民调查结果称多数人认为本国是“第一拜金主义国家”，还真没有错。

　　 拜金主义，金钱至上，谁都知道不对，道理也没有更多好讲。却是本国何以成为了“第一拜金主义国家”值得研究。笔者以为起码有三点要说。

　　 首先，是“穷怕了”。我国自古人口众多，其适于耕种的黄河流域，长期负载着上千万人，加之天灾人祸造成周期性的社会大动荡，统治者又一直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长期徘徊于低下状态。邓小平说中国穷了几千年，此话不假。当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大大超越农业国，贫富差距就拉开了。接着便上演“落后挨打”的不幸历史。国人对于“贫穷—衰弱—受欺侮”可谓刻骨铭心，而其觉悟也恰恰经过了“求强必先求富”这么一个历程。所以我们说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财富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也应该具有。但经济发展起来，财富到手之后，还应该有什么?上述那位教授对学生的教育和要求便到此为止了，他只认财大者为自己的学生，甚至未论其财富是怎么来的，这成了“金钱第一”、“金钱至上”的典型。此乃该教授观点受批评的主要原因。

　　 其次，我们的确存在着“信仰缺失”。拜金主义的特征是重功利。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提倡“重义轻利”、“舍生取义”，但其基于农耕文化的保守性，应对不了工业化时代的新课题，遂被性急的救国者们所抛弃。新中国崇尚“消灭私有制”的价值观，一时“大公无私”蔚然成风，对金钱(货币)曾经空想要废止，结果却发现那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改革开放使社会生产力大解放，“东亚病夫”的穷帽子眼见着被甩进了太平洋，中华民族的千年富强梦如今要成真!可是我们信仰什么呢?诸位去国外就能够见到，离开了我们这里的“雷锋叔叔”，在西方社会一样受尊敬。所以在价值观重建问题上，我们既不应该妄自菲薄，否定中国文化的特色，也不应该自我封闭、排斥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另搞一套，实际却拣回了人家唾弃的拜金主义，这太划不来。而曾经走过的那条“走不通”之路，则“倒退没有出路”，如果以为“重走”就能够收拾破灭了的东西，也低估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水平。

　　 第三，社会典范成问题。“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榜样坏榜样都是榜样。时下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不是“明星一脱成名”，就是“官员敛财千万”。网络时代，封锁这些信息又不可能。对一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榜样是执政党的党员干部。从那些被揭露出来的贪腐官员看，其几乎都是精神空虚、人格猥琐、没有信仰、膜拜“孔方”之徒，试想这样的人主政下，拜金主义如何遏制，社会风气如何向好?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对中外记者说：“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其言语重心长，也充满忧虑。如果我们不能在制度上切实解决腐败问题，同时转变全社会“一切向钱看”的庸俗价值观，即使经济建设的成就再傲人，钱挣得再多，也是一付“穷得只剩下钱”的精神贫困相，让人瞧不起，绝不可能真正完成民族振兴的伟大使命，难道这不足以引起深思吗?

　　 ——资料来源：2011年4月下《人民论坛》

　　热点时评

　　食品安全事关执政水平和社会信心

　　 上海“染色馒头”热气尚存，宜昌“毒生姜”仍在熏制，沈阳“兽药豆芽”又在疯长……

　　 短短数天内，如此密集的曝光，说明全社会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也印证了日前温总理的判断：“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食品生产的确是个良心活。无论现代化的流水线，还是传统的小作坊，生产过程都可谓“天知地知良心知”，而消费者只能“眼不见为净”。因此，一个社会如果道德滑坡，食品安全往往是重灾区；反过来讲，提升食品安全指数，道德重建是重要一步。

　　 道德对于市场经济的意义，无需多言。而如何拯救道德，却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善行义举的弘扬、苦口婆心的劝说固然重要；另一方面，也要警醒：那些有毒食品制造者，往往也曾是高喊“社会责任”的企业。

　　 这也说明，良心的盾牌并非总是可靠，道德的血液并不总能自我生成，尤其是对企业来说。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以股东利益和利润最大化的组织那里，公众健康永远不是一个首要的议题。”如果没有一定的约束，食品生产者很容易在利益的驱使下铤而走险。

　　 市场经济既是“诚信经济”，也是“法治经济”。我们可以提倡企业流淌道德血液，却必须正视企业逐利的现实；我们可以提倡企业的道德自律，却并不能把“宝”全部压在良心上面。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只有法律站稳了阵脚，道德才不至于在利益面前无限后退。事实上，许多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或是因为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或是因为执法者的失守推诿，或是由于问责的过于温柔。近年来，恶性食品安全事件此起彼伏，但倾家荡产的商家却十分罕见，监管渎职者被严肃问责的也少之又少。既然总是打不疼、打不死，既然笃定的收益远远大于预想的风险，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就会发生，不闯红灯就会落后的“红灯效应”就会被放大，避免食品生产企业的“道德风险”也就无从谈起。

　　 其实，发达国家也经历过食品安全危机，如美国的“肮脏食品加工厂”，欧洲的疯牛病，日本的毒大米。推动各国走出危机的最大启示，是用系统的制度呵护良心，用严苛的法律捍卫道德。美国法律规定，无论金额大小，只要有制假或售假的行为就构成犯罪；日本对农产品实施严格的“身份证”制度，建立可追溯管理模式。这也正如中央领导一再强调的，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道德败坏者受到法律的严惩和社会的唾弃。

　　 有人说，“一张简单的饭桌上，包含了经济发展的全部道理”。从1993年取消粮票制度至今，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从“吃饱”向“吃好”、“吃健康”的转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能否保证公众的食品安全，事关执政水平和社会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上升到“面包政治”的高度。

　　 ——资料来源：2011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党政新论

　　问责给力才能告别“天价

　　 继河北沧州农信联社曝出的“最牛工资单”有了领导免职、工资清退的处理后，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也决定——“万元餐”的超标部分由个人承担，而中石化广东分公司“天价酒”背后的负责人，受到了免职处分。

　　但公众对这几起事件的追问依然不断，甚至，这些初步处理结果又引发新一轮热议和质疑。很多人疑虑：如果每次出事仅仅是“退还”了事，或者简单处理几个“责任人”，把问题的解决寄望于行业的“自我净化”和个人企业的“道德自律”，往往会无限延宕诸多深层问题的解决。

　　上述问题的曝光，无一例外都是网友曝出，并非问题单位的自纠自查。这就让公众有理由担心并追问：最牛工资单、天价酒、万元餐，这些偶然浮出水面的丑闻，是否只是冰山一角？

　　的确，上述几起事件的主体，有的是国有企业，有的是金融单位，有的是慈善机构，性质不同、职能不一，各自有着自己的治理规则。但对于违规甚至涉嫌违法的认识应该是一致的，内部“规定”也必须是在国家相关法律、制度框架下进行的。那么，规定与监督、制度与执行之间的距离，为何总是一次次被拉大？

　　回过头来看这几起“天价”事件，有一些共同特征：河北沧州农信联社的20万元“最牛工资单”，受益者多是普通员工；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的“万元餐”，声称是“公务接待”；而中石化广东分公司百万元的“天价酒”，据称也是为了“业务需要”。这再一次表明：当违规甚至违法行为的受益者是内部大多数人、是打着幌子下的“公务”活动时，“道德自律”便显得苍白可笑，“自我净化”更易机制失效。纵然有内部人“泄密”，也往往需要承受被反向“问责”和打压的风险。

　　而纵观近年来各种腐败浪费丑闻的曝光，之所以不断“演进”，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事后问责的不够给力，常常给人“不过如此”的遗憾，甚至会让腐败者、违规人窃喜“其奈我何”，很难让人心有敬畏、行有禁区。

　　离开监督的权力是可怕的，也正因此，中央一再强调，构建反腐倡廉制度体系，要“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而制约权力的关键，是对滥用权力者予以坚决责罚。在这个意义上，“天价酒”等现象的暴露，虽让公众痛心疾首，倒也不失为一个树立“问责范本”的契机。比如，“天价酒”、“最牛工资单”是否仅仅局限于“内部处理”？如何解决“万元餐”责任人“只能批评不能行政处罚”的尴尬？对于这些问题的明确，不仅有助于问责的彻底，也将给后来者很好的警示。

　　只有真正完善了问责机制，治理贪腐违规问题才不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也只有让问责给力，“天价酒”这类新名词才不至于不断挑战公众的神经，类似腐败事件才有望告别“按下葫芦浮起瓢”。

　　 ——资料来源：2011年4月21日《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