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严管私生活

　　 观看黄色录像、不见义勇为、搞婚外情、不缴物业费、闯红灯……这些社会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不良行为，如今都以“禁令”的形式，纳入南通市公务员的行为准则。近日，该市针对公务员出台条例，明令禁止私生活中18类行为。

　　近年来，官员在“8小时外”道德败坏、品行低下的个案屡屡曝光，从“局长香艳日记”到官员“公费嫖娼”，个别公务员在个人私德问题上屡破底线，不仅损坏了干部形象，甚至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推波助澜。

　　在此背景下，南通市瞄准官员私生活制定禁令，倘若严格执行，确实有积极的引导之意。正如南通市领导所说：公务员的道德底线，理应要高于普通百姓。百姓对此出发点也是拍手称好的。

　　不过，公众更为关注的是，这些规定如何监管到位？这些把公务员私生活规定得详尽细致的条条框框，该如何落到实处？实际上，过高或过低的标准，对公务员而言，就像过大或过小的皮鞋，再好看，也不一定合脚。在操作层面上，乱搭乱建、闯红灯还能通过群众举报，那“观看、收藏、传播黄色影视和书刊，拨打色情电话”又该如何监督？

　　规则的制定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考虑规则自身的合理性、可操作性，不然，不管看似多么高调，都会成为制定者炫耀的一种秀。但愿，相关部门在执行上能跟制定规则时一样严格，而不是高喊口号之后，束之高阁；不能“你禁你的，我玩我的”，只图一时热闹。

　　 ——资料来源：2011年4月29日《浙江日报》

　　搞清楚“我是谁”

　　 现在，“我是谁”这个问题，对有些人来说，已经有点弄不清了。

　　 在一些人看来，“我”就是某某长、某某总，水平总比别人高，能力总比别人强，站得总比别人高，看得自然也比别人远，所以，我说你听，我说你做，似乎是天经地义。

　　 坐公交，挤地铁，踏自行车，在农贸市场里跟菜贩们讨价还价，去医院看病左等右站……老百姓的这些日常生活，对一些人来说，恍若隔世。不少人不是没有过这样的生活，而是身份“高”了以后，远离了这样的生活。

　　 明明置身群众，却如此脱离群众；明明来自老百姓，却与老百姓这样疏远；明明可以随时还原成老百姓，最真实和最深切地体验百姓生活，却偏偏不去这么做。为什么？重要的原因是，忘记了自己究竟是谁。

　　 久而久之，你忘记了老百姓，老百姓也会忘记你；你远离了老百姓，老百姓也会远离你。

　　 一位领导同志说得好，对一个执政党而言，群众工作是党的“生命工程”。没有群众就没有党，党的最根本的危机是群众不信任，我们最根本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民心向背，决定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稳固还是动摇，得到群众拥护是我们党的根本利益。因此，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根本性工作，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没有群众路线，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就失去了根基。事实说明，与群众接触多了，官僚主义就会减少；与实际接触多了，主观主义就会减少；与民情接触多了，形式主义就会减少。

　　 从这个意义上说，搞清楚自己究竟是谁，不仅是各级领导干部自身成长和做好本职工作的需要，更是强化各级领导干部执政之基意识的一种自我教育。

　　 ——资料来源：2011年4月21日《人民日报》

　　基层声音

　　官场“三陪”很无奈

　　 陪着上级领导检查工作、陪着汇报工作、陪着吃喝玩乐，人们称之为官场“三陪”。日前，一位县委书记无奈地向媒体倾诉，他为了应付各级领导视察和各类检查，一晚上竟然马不停蹄地陪了8顿饭、不知喝了多少酒。言语中充满无奈。

　　 基层领导“三陪”现象早已不是新闻。不知道从何时开始，领导下基层检查工作，基层干部全程作陪变得必不可少，不仅陪视察、陪开会，还要陪吃、陪喝、陪玩。

　　 在许多干部看来，能否接待好上级领导，“三陪”得领导满意，直接关系“乌纱帽”。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一些领导“喜好大场面”，下基层调研、视察讲求排场是产生官场“三陪”的源头。如今，一些领导干部但凡下基层都是前呼后拥。人还未到，就提前要求下面做好周密安排，基层干部自然紧张准备。

　　 一路车队，浩浩荡荡；坐在会议室里，听的是事先准备好的汇报；走的调研点，是早已做好布置安排的地方……这样的视察调研恐怕很难看到真实情况，听到真正民声。而期间，一场场招待酒宴更是应接不暇，少则几人陪同，多则几十人陪同，基层干部有苦难言，但还是要强打精神，因为生怕不够隆重体现不出对上级领导的尊重。

　　 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本是好事，但如果成了基层的额外负担，就让调研失去了应有之意。试想，基层干部如果把太多心思和工夫，花在迎来送往上，还有多少时间去做好本职工作，去关心和服务百姓？

　　 笔者以为，领导干部下基层要轻车简从，少些兴师动众，多些微服私访。多些实地走访，多与群众同吃、同住，体验基层百姓生活，杜绝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这样不仅可以让基层干部从“三陪”中解脱出来，专心工作，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而且上级领导也可以更准确地掌握基层实情，在群众中树立良好形象。

　　 ——资料来源：2011年4月21日《浙江日报》